事故调查的结果公布之后，如果犯同样的错误，就容易肯定预见可能性和过失。
其技术框架所具备的特点决定了区块链关联技术在防篡改、可追溯等信任能力建设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数据立法已经成为当前立法部门立法工作的重点。
相关内容可参见闫树、吕艾临：《隐私计算发展综述》，载《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21年第6期，第1—11页。对比来看，数据权益的规则相对于知识产权规范，更多是针对固定下来的信息载体从形式层面进行调整的规则或者制度。从客观上来说，消除一切风险的绝对安全是无法实现的。与不断推进的立法实践相比，我国各地现阶段的公共数据开放，相对于较为理想的规模化公共数据开放利用，还存在不小差距。(50)《上海数据条例》第44条规定：本市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提高公共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水平。
(37)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也只有解决了各个政务部门在不同层级间、领域间的公共数据开放秩序问题，才能将其与公共数据中心或者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对接起来，从而从整体上提升公共数据资源的利用价值和利用效率。但这还只是公共数据开放秩序所需的规范性治理结构整体的一小部分。《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第47条规定：调查工作结束后，发现新的重要证据，可能推翻原结论或者需要对原结论进行重大修改的，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应当重新进行调查。
行政调查自身并没有为私人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也不产生那样的法律效果，属于事实行为。如此，从事故调查的角度来看，现行制度无助于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但却让人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有可能产生如何才能使现行制度正当化的问题。从防止再次发生的观点出发查明原因，就是要从与事故可能相关的一切要因开始。[1]法院也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判定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解除齐某军劳动合同关系合法。
但调查机关在不同手段之间并非可以任意裁量，而是要遵守手段的必要性原则。与事故责任调查不同的是，事故预防调查的报告应无批准的问题，事故调查机关自身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进行调查，其调查报告并不向谁负责。
这样就很难认为，承认事故现场个人的法律责任与防止同种事故再次发生相关。2007年，国务院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查处理条例》）这一一般性行政法规。事故预防调查既有个案的调查，也有群案的调查，后者毋宁还是事故预防调查的主要对象。[6]［日］中川丈久「消費者事故原因の究明と課題－消費者事故調の始動後1年を振り返って」ジュリスト1461号（2013年）37頁参照。
[2]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72号，2015年1月14日。这一点通常的讨论形式就是，行政调查发现犯罪嫌疑时，行政调查机关负有告发义务吗？行政调查的公务员应当根据保密义务来遮断信息吗？为了调和令状主义的实质保障与公益协助，可承认告发和通报。[6]事故预防调查并不考虑责任的认定和归属，而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事故原因的探究上，相较于事故责任调查也更有可能查明原因真相。个例、特定案件才存在的问题难以成为事故预防调查的对象。
我国的《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第6条确立了深入原则、全面原则等事故调查应当遵守的原则。第二是犯罪侦查优先，在很多领域，资料因系为犯罪侦查而收集，只要没有法院判决作为证据提出，就不能用于事故调查。
而行政目的的措施不同于刑罚，它是在具体私益和公益相互衡量基础上直接予以保护和实现，因而在准备了这种措施的行政调查中，即使强制供述也要获取、利用必要信息的紧要性很高，不能像拒绝自证己罪特权那样有力地保障程序法上的防御权。但犯罪嫌疑达到多大程度才向刑事侦查机关通报、通报时应该提供多少信息，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4]故而，《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规定》的制定权限与民用航空法第156条事故调查组织和程序的规定权限存在冲突，应当尽快上升为行政法规。[13]「「事故調査機関の在り方に関する検討会」取りまとめ」（2011年5月）8—12頁参照。（一）事故调查的容许性 发生安全事故，当然应当展开调查。这种事故调查可称为事故预防调查或防止再发型事故调查。[25]而事故行政调查则较为广泛：既有导致事故发生的事实，也有可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事实。该条第3款还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事故预防调查虽然多是个别调查，但并不服务于个案的处理，不涉及私人的权利义务，也属于事实行为，同样不需要法律保留。事故调查和刑事侦查的目的存在不同，两者的制度有时无法为实现对方的目的而把握必要而充分的事实和判断，有时两者所把握的事实和判断在实现对方的目的上是没有关系的。
[19]对于兼有居住性质的场所，诸如居家营业、以住所为货物的存储场所等，为了更好地保护住宅自由，也应当比照住宅的检查程序来实施检查。当事人的陈述如果涉及犯罪事实，在警察或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提供了犯罪的证据，当事人可能行使沉默权，不作出对自己不利的有罪陈述。
所谓公正性，是指事故调查机关不考虑事故肇事者和受害人双方的单方面意见、其他无关机关或个人的意图以及要求追究责任的机关或个人的意图，且不能在表面上让人产生有如此考虑的怀疑。但如后所述，将用于某一目的的调查用于其他目的，可能成为法律问题。
在实务中，在前述伊春空难的刑事诉讼中，法院认为：事故调查报告是由国务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通过调查分析和科学论证作出的，其结论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另外，虽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全国各地都存在机关设置，人手充足，而且在证据保全的技术上也有优势。[19]但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第82条第1款将法律规定的原则改成了例外。[20]参见王旭：《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与价值衡量方法》，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事故信息仅在与调查事件分析和结论有关时才可纳入调查报告或者其附录中，与分析和结论无关的部分不得公布（第32条）。可将事故预防调查限定在那些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常发性的重要风险领域，与事故责任调查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共同构筑安全事故行政调查的制度体系。
一般的行政调查在组织的形式上没有特别要求，仅在人数上有要求。内阁总理大臣必须向委员会通报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事故调查组存在少数意见，也可以参考国外做法，记录在事故调查报告中。2010年8月24日，河南航空有限公司E190机型B3130号飞机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林都机场进近着陆过程中失事，造成机上44人死亡、5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0891万元。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法律常有这样的规定，即法律规定的行政调查权限不得解释为可用于犯罪侦查。但这还只是程序上的衔接。调查组到达现场后立即开展现场调查工作，并根据需要进行试验、验证。作为其变形，在行政调查中科以陈述义务时，禁止对违反义务者采取强制、制裁措施。
在这一最终成立的医疗事故调查制度中，医疗机构作出医疗事故判断时，要向医疗事故调查支援中心报告，接受医疗事故调查等支援团体的支援展开事故调查，要将调查结果向遗属说明，并向医疗事故调查支援中心报告。来源：《东方法学》2022年第5期。
事故责任调查是一种个别调查，是行政活动的一个环节。伊春空难就是适用该条例组织并实施事故调查的。
外部专家的参与也是事故调查与行政活动中其他个别调查的一点区别。运输安全委员会是一种外局，虽然隶属于国土交通省，但具有独立的人事权。